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长征展区的一块展板前,不少观众驻足凝视。展板上有一张排版简单、字迹略显潦草的纸张,“红星号外”四个大字格外醒目。
“号外?这是张报纸?”一位游客的语气里满是好奇。
讲解员向璐循声走来:“是的,这是长征路上《红星》报出版的唯一一张号外。”
“本报号召……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旁边的学生小声念道,“可这不像新闻呀!”
“不登新闻的‘号外’,我还是头一回见。”一位老人接过话头,推了推眼镜,凑近又看了几眼。
向璐看出大家的疑惑,缓缓讲起这张“号外”的来龙去脉:“《红星》报创办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办报宗旨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
随着向璐的讲述,大家的思绪仿佛回到90多年前。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随第二野战纵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由于编辑部人手紧张,邓小平还身兼撰稿、编排等职。长征路上,办报条件简陋。油墨告急,他们就掺入锅底炭灰;纸张匮乏,就向老乡讨要粗糙土纸。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一份油印小报,成了红军行军路上最响亮的声音。
严明的行军纪律,是制胜的法宝。1934年11月7日,中央红军抵达湖南省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大山村。为重申行军纪律,《红星》报当天出版一份“号外”。
邓小平以《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为题,明确七条纪律: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损坏了群众东西得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保持厕所清洁……
“一纸‘号外’,字字千钧。”向璐越讲越激动,“它没有报道战况,没有刊登捷报,却回应了那个时代对军人最根本的拷问——我们当兵打仗,究竟是为了谁?答案,写在这七条纪律里,写在红军战士的爱民行动中,更写在沿途百姓的心里……”
在热烈的掌声中,向璐又讲了一个红军严守纪律的感人故事。
中央红军进驻延寿瑶族乡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不明真相的百姓纷纷躲进深山。村民胡四德悄悄下山回村探听情况,看到红军纪律严明、露宿户外,不拿村民一钱一物。通过接触,他得知这支军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便高兴地告诉东躲西藏的村民,让他们回到村里。
得知红军严重缺粮,胡四德与族人商量,号召各家各户筹粮,并将村里的备用粮食拿出来,帮助红军渡过难关。很快,105担稻谷、3头生猪、12只鸡交到红三军团某部司务长叶祖令手中,叶祖令当即写下借据。这张借据被胡四德一直保存,直到1997年,汝城县委、县政府按时价折款,兑现了这张借据。
展柜前,向璐的讲述结束了。还沉浸在红色故事里的参观者没有马上离开,他们中有人默默沉思,有人掏出手机拍照留念。
这时,在一旁聆听许久的退役军人施永祥走上前,给大家谈了自己的感受。他声音不高,却铿锵有力:“我在部队服役20年,懂得这张‘号外’的分量。红军能走到陕北,靠的不只是枪杆子,更是纪律严、民心暖。90多年来,人民军队的本色始终如一,军民鱼水情越来越浓。这张‘号外’,就是全民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
参观接近尾声,一位学生走到留言台前,在留言簿上郑重写下一行字:“长征精神,永不褪色。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时光,努力读书,将来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