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并于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沿平绥、平汉、津浦3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企图以3个月时间“灭亡中国”。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倡导建立并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无数爱国力量紧紧凝聚在一起,成为支撑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从白山黑水间的抗日游击战争,到敌后战场的持久抗战,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抗日军民,以钢铁般的意志浴血奋战,最终在1945年9月迎来了日本侵略者正式签署投降书的历史时刻,夺取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回望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人们总会追问: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斗争环境极端残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始终保持高度团结统一,能把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能在一次次艰难考验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带领人民战胜强大的侵略者?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党在抗战中始终坚守严明的纪律,用铁的纪律锻造出了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先锋队伍,为赢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此,我们选取抗战期间党领导人民军队坚守作战纪律、群众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的几则故事,一同感悟其中蕴含的制胜力量。
南征北返再“长征”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要评判一支部队的纪律是否过硬,最根本的一条标准,就是看它能不能严格落实指示、坚决执行命令。1941年,八路军第359旅按照中共中央和总部的指示,进驻南泥湾,守卫边区重要的南线门户。面对十分困难的生存条件,全旅官兵喊出“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一面同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作坚决斗争,一面展开大生产运动,把处处荒山的南泥湾建设成远近闻名的“陕北好江南”。
然而,就在抗战形势逐渐好转,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逐渐掌握战场主动之际,中央决定以第359旅为主组成南下支队,执行南下作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对于第359旅来说,离开南泥湾,不仅意味着要舍弃自己亲手建设多年的垦区家园,更可能面对没有稳定给养、缺乏友军直接支援、没有稳固后方的艰险环境,后续的抗日斗争将变得十分残酷,甚至有遭遇重大损失的风险。面对这一艰巨任务,全旅官兵不发牢骚、不讲条件,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以开荒南泥湾时的坚定意志和豪迈气魄欣然领命,加紧做好出征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4年11月,南下支队告别延安,踏上南征征程。一路上,他们强渡黄河、汾河,先后跨越敌军严密把守的同蒲铁路、陇海铁路,与日伪军多次激战,历尽艰险,终于在1945年1月进入鄂豫皖边区,与新四军第5师胜利会师。随后,南下支队短暂休整后,按照既定计划挺进湘北,进驻平江地区,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团结一切爱国人士,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一深入敌后的战略行动使敌顽大为惊恐,国民党反动派纠集重兵对南下支队实施疯狂“进剿”,在平江、浏阳一带夹击我军。危急之下,部队官兵发扬老红军传统,分散主力、深入群众,以灵活的游击作战在鄂南、赣北、湘东等广大区域内开展斗争,艰苦战斗数月,巩固和拓展了湘鄂边抗日根据地。
直到1946年10月,第359旅主力才胜利返回延安。在这次南征北返的过程中,国民党顽军10余万人,在2000多公里的范围内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全旅官兵严守政治纪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深入日伪、蒋顽纵深腹心地带纵横驰骋,辗转2万多里,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使命,被誉为“第二次长征”。
一河之隔两天地
1937年8月下旬至9月间,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其中一部挺进到晋北忻县、代县一带后,立即开展抗日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我军驻上村,国民党部队驻下村,两村隔河相望,双方按约定互不干涉,各自整军备战。
没过多久,不断有下村的村民跑到上村来,不少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原来,国民党军进驻下村后,立刻横征暴敛,表面打着“抗日”旗号,向各家各户摊派“慰劳费”“抗战捐”,实则借机搜刮民脂民膏,旧军阀作风丝毫未改。遇到交不出摊派的村民,他们直接破门入户翻箱倒柜,甚至把老百姓的桌椅板凳拆了当柴烧,弄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只能背井离乡,逃到河对岸的上村谋生。反观仅一河之隔的上村,却是一派全新气象,和下村的乱象形成鲜明对比。八路军进驻后,立刻派出多个工作组,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军队群众纪律,不仅主动帮助群众解决各类生活困难,还公开号召老百姓监督部队官兵言行,一旦发现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查实后绝不姑息。
征兵的时候,上村八路军的征兵点前人头攒动,前来报名参军的群众络绎不绝,门口常被挤得水泄不通;下村国民党军的征兵点前,即便想尽各种办法征集兵员,主动报名的人也寥寥无几。无奈之下,国民党军只能靠金钱收买兵员,先是让各保长挨家挨户游说,散布“国军是正牌军,票子多”“八路是穷光蛋”的不实言论,后来干脆明码标价,喊出“40块大洋一个兵,当面交现款”的口号。即便如此,当地群众早已对国民党军侵害百姓的种种行径深恶痛绝,根本不为这种“花钱买兵”的做法所动,纷纷表示“大洋买不了我的心”,转而全力支持八路军的抗日行动。
党内不容有“特殊”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延安成为全国人心所向的抗日红色中心,全国各地大批有志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冲破重重封锁慕名而来,从这里投身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但随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党员、军人的出身背景、思想认知也愈发多元复杂,部分同志对党和军队纪律的认识、理解和执行存在偏差,滋生出一些自由散漫的思想和行为,刘力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刘力功是众多奔赴延安投身抗日的进步知识分子之一,刚来的时候表现良好,并先后在抗大和党校学习深造。学业结束后,党组织结合他的思想表现、工作经历、学习情况和抗战实际需要,决定安排他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基层工作。但刘力功自视理论水平较高,又怀有怕苦畏难情绪,拒绝去基层锻炼。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对此事高度重视,刘力功所在的党组织曾7次找他谈话,耐心开展说服教育、讲明利害关系,但刘力功始终执迷不悟,拒绝执行党的决定。最终,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事后,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在作《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报告时严肃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报告着重强调遵守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在随后开展的大讨论中,延安的干部、党员深入剖析自身、查找思想问题,延安也逐渐出现了广为人知的“三多三少”新气象: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讲个人特殊要求的少了;主动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贪图安逸、攀比享受的人少了;自觉严守纪律的人多了,自由散漫现象少了。铁的纪律得到广大党员的自觉践行,党和人民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也随之得到极大提升。
只见公仆不见官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既是党领导全国革命和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也是人民军队巩固的总后方,更是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重要地区。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行政体系中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现象层出不穷,导致政府公信力严重流失,广大民众不仅不愿支持其统治,更对各级公职人员普遍抱有强烈的戒备与抵触情绪。
为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腐朽政风的影响,党领导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与此同时,边区政府从最基层的乡长到最高层的边区政府主席,全部实行统一的低津贴制度。当时国民政府所辖县长的月薪约为180元,而陕甘宁边区的县长月津贴仅有3.5元,就连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仅为5元,以实打实的行动践行权为民所用、绝不以权谋私的庄严承诺。久而久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朗风气,各级公职人员严格恪守廉洁纪律,不仅赢得了边区内外的广泛赞誉,也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支援抗战、支援八路军的热情。
进入抗战最为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继续执行严格规范的财经管理制度,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运行机制,在最大限度调动政府、军队和群众生产热情的同时,坚持廉洁理财、勤俭节约,努力提高边区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化。此外,边区政府明确命令所属所有部队和机关,大生产运动的全部生产所得必须统一上缴边区财政,绝不允许私设“小金库”、私自截留物资,所有开支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流程审批拨付,从制度层面堵塞财经管理漏洞,确保本就有限的抗战物资能够精准调配到最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