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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战即决战”背景下的国防科技工业动员问题研究

2024-08-05 16:08 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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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战争具有“首战即决战,发现即摧毁”的鲜明特点,“精准快速”“以快制慢”成为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制胜的重要机理,备战水平高低往往是影响战争结局的至关重要因素。国防科技工业动员作为国家战备力量的重要组成,必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紧盯战争形态发展变化,服务军事斗争准备需要,加强对现代战争特性的分析研究,适应日益高强度、突发性、快节奏的战争发展趋势,确保国防科技工业资源时刻箭在弦上,遇有战事拉的出来、顶得上去。

  一、军事变革使战争节奏不断加快

  “兵情主速”是《孙子兵法》强调的战争准则,但在信息化军事革命之前,军队的作战行动常常因技术条件的制约而“欲速不达”。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化、智能化军事革命造成了作战效能成倍增长,作战节奏空前加快,军队组织形式和战争样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军队的指挥、控制、打击、机动能力空前提高,这使得军队能够真正做到快速打击、快速反应、快速转移,为作战目标的迅速达成提供了技术支撑。特别是智能化军事装备的广泛应用,有效缩短了“观察、调整、决策、行动”的时间。未来战争,一旦通过智能化指挥控制系统创造有利战机,夺取智能制权,就有可能形成“秒杀”态势。

  同时,有限的政治目的和巨大的战争消耗,以及随之而来的舆论道德风险使得现代战争规模往往控制在局部范围,在交战双方战争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之前,高烈度的军事冲突就已偃旗息鼓。《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也明确指出我国“根据战争形态演变和国家安全形势,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

  二、日益加快的战争节奏对国防科技工业动员提出的现实需求

  战争节奏的加速,势必导致战争中的各军事活动的加速。这也就要求国防科技工业动员要以更快的响应速度、更准确的问题导向、更稳定的效能释放回应短时间内急剧上升的武器装备生产、研发、支援、保障需求。

  (一)响应迅速,投入作战要“快”

  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俄乌战争,现代军事实践一再证明,战前的科技、物资储备往往不能满足战争发展变化需要。同时,交战双方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领域的博弈与较量,所碰撞出的国防科技工业新需求,也不是战前能够有效预估的,而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和日益加快的战争节奏让科技、工业领域的动员时效性更强,这也就催生了国防科技工业“以快保快”的动员需求,从传统机械化战争中“以空间换时间”,用时间挖掘战争潜力实现交战双方强弱态势转换,向“速度致胜”发生转变。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动员雷声和波音公司在短短4天时间内,就开发出针对南联盟特定防空与干扰系统的技术,提高了美军战机的电子对抗能力。在俄乌战场上,无人机对抗异常激烈,作战无人机更新迭代速度非常快,战争双方都在快速研究反制技术,几个月前的有效产品,在几个月后就面临淘汰。只有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完成科技工业潜力向军事工业实力的转化,完成民用技术向军用技术的转化,才能快速夺取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二)焦点明确,问题导向要“准”

  “精确用兵、精确打击、精确保障”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突出特点。这就决定了国防科技工业动员必须走精准化动员之路,有效调动一切国防资源,努力实现动员过程最优化、军事效益最大化,避免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流失。机械化战争时代那种“多多益善”的传统动员方式,已经难以适应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瞬息万变的复杂战场环境。战争动员的形态从临战动员向随战动员转变,动员保障的供需关系也从超量模糊向精准明确转变。这就要求在国防科技工业动员的准备阶段,就必须基于作战任务、战场态势、作战需求来精准筹划和动态调控,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数据分析和模拟演算,分要素、分阶段动态优化动员保障方案,从而体现国防科技工业动员的高适应性。

  (三)注重协调,效能释放要“稳”

  雄厚的综合国力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和依托,国防建设又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安全支撑和保障,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整体推进是新时代国防动员体系的必然要求。国防科技工业动员既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要符合军事发展规律,既要保质,又要保量。一方面,现代战争向无人化、隐身化、精确化、智能化趋势发展,武器装备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而武器装备的生产研发往往需要多个部门、多个领域协调推进、共同发展。因此,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条件下国防科技工业动员更要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处理好平时与战时、当前与长远、经济效益和动员效能之间转化的关系,做好统筹,提高跨军地、跨部门、跨领域力量资源整合能力,确保国防科技工业动员能力的持续稳定提升。另一方面,“首战即决战”背景下的快节奏战争决定了国防动员的质量要求高、容错率低。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动员实践也给了国防动员很好的启发,“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微小的失误就可能在战场上迅速发酵,导致战争的全盘失利。国防科技工业动员能力既要走得“快”,也必须走得“稳”,快是根本要求,稳是基本保证。

  三、着力构建快速高效的国防科技工业动员能力

  国防科技工业动员能力要紧跟战争发展趋势,紧盯战争变化需求,解决国家重点领域备战、应战的突出问题。在“首战即决战”“发现即毁伤”的快节奏背景下,国防科技工业动员要工作前置、端口前移,在军事斗争的准备阶段就充分奠定战争优势,发挥国防资源禀赋,释放国防动员效能,向时间要战斗力,向速度要动员力,从而达到“恃吾有以待”的备战效果,推动未来军事斗争实现“首战决胜”。

  (一)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

  未来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抗,更是综合国力的比拼。谁打通了从前线作战到后方动员的体系脉络,谁就能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新时代国防科技工业动员的内容定位、发展模式、作用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要“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显然沿用老一套体制机制、政策制度、产业布局,已经无法支撑越来越快的战场变化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需求了。这就要求,一是要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科研生产结构调整,构建协作、专业、开放型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推动平战转换能力、战时技术推广能力提升,为国防科技工业动员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在资源、需求、供给、调配等多种要素中寻求最佳组合与构架,破除传统思维,解构原有的分领域动员模式。紧贴未来联合作战需求,完成体系重构,建立基于人员、信息、物资流动为主体的联合动员保障模式,在高效流转和有机融合中实现国防科技工业动员升级。三是打破各领域、行业各自为战、自成体系的格局,运用体系思维统筹布局国家战略资源、高技术民用装备、高新技术人才,立足战争进程做预测,着眼作战目的做准备,聚焦作战行动做保障,既要保证全系统统筹布局,协调发展,又要保证各行业特色突出,错位发展。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平战转换能力

  物联网、云计算、3D打印、量子计算、生物工程等一系列新技术、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使产业更替的周期更短,技术进步幅度更大,科学技术呈现出指数级增长趋势。特别是,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让不少人认为技术“奇点”正加速临近。这就要求军地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全社会优质资源和创新要素,针对核心技术、关键学科和科技制高点,集中力量攻关,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保证军地资源、设备、人才互联互通,从而实现战时资源的顺畅转换,大量民用技术、设施能及时响应征调迅速投入战争。一是要进一步突破思想束缚,破除“军民转换”的体制性壁垒,让参与军民融合发展的主体有更多获得感,最大限度释放和激发深度融合的内在动力。二是加快标准化、通用化进程,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合理采纳先进适用的民用技术标准,同时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军用标准也及时向民用推广、转化,促进军地双向对接。三是发挥举国体制的政治优势,加强军民军地合作,将分散在军队和民间的人才、资源集聚起来,打通“由实验室到训练场”“由工厂到战场”的垂直路径,共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新质作战能力建设,加强国防科技工业动员对打赢战争的支撑。

  (三)做好国防科技工业动员智能化、信息化工作

  现代战争周期短,战争消耗大,国防动员必须运用先进的信息管理手段和智能决策手段,更快速地完成平战转换,迅速动员战争资源精准投放。这就要求国防科技工业动员要适应新时代国防动员的新特点,具有较高的信息感知、传输、处理和决策能力,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抗毁伤和持续保障能力,以应对“首战即决战”背景下不断增大的信息采集、处理、计算、科学调配与控制任务需求,应对快节奏、高强度、高烈度的复杂战场环境。只有充分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实现信息相互共享、科学组合和整体联动,才能提高动员工作的效率,促进效率与速度大幅度提升。国防科技工业动员要走高效、精准的路子,一方面要坚持搞好基础信息工作,完善国防科技工业指标体系,打造国防科技工业动员信息平台,建立动员信息应用系统,实时调整物资、人力、资金流动等各类信息变化,实现动员供需信息的安全、可视。另一方面针对信息化战争动员时效性强、任务量大的特点,以需求为牵引,以信息为依据,对现有国防科技工业动员项目、种类、数量进行分析筛选、综合评定,并加入智能化预测、分析辅助系统,为指挥决策提供科学支持,使国防动员建立在适量储备、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统筹经济与国防建设,提高生产效益和军事效益。

  (四)组织国防科技工业动员实战化演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战训一致,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做到按实战要求训练,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这既是对军队提高打赢能力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国防建设各领域提出的要求。因此,国防科技工业动员要加强实战化演练演习,积累实战实训经验,在演练中检视矛盾问题,动态维护动员预案,做到心中有数,战时有底。虽然国防科技工业动员组织实施过多次生产动员和保障动员演练,也参与过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和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动员,但与世界军事强国强相比演练数量、质量、强度还有待提高,平战转换能力、动员组织经验方面还尚需完善,参演参训人员战斗精神、战斗意识还略显不足。反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几乎每隔一两年就要举行一定规模的动员演习,以检验国防动员系统战备情况。一是要逐步扩大国防科技工业动员演练的范围和频率,鼓励已制定动员预案的企事业单位,利用现有条件自主开展动员演练,熟悉动员组织流程和实施程序,提高指挥效力,完善和改进动员预案,实现国防科技工业动员演练的常态化。二是国防科技工业动员演练要不断增强突发性,要在高强度、快节奏的响定设置中,检验军地协同、快速转换的动员能力和在高强度实战状态下的耐压能力,进一步发挥演练的作用。三是增强国防科技工业动员演练的复杂性,战争环境往往是复杂且快速变化的,动员演练就是要贴近实战,组织军队、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多主体参与各个层次联动的全系统、全过程、综合性演练,提高国防科技工业动员体系化能力。

  (五)强化国防科技工业动员法律保障

  完善国防科技工业动员法律法规是规范国防科技工业动员行为,敦促各主体依法履行动员义务,保障国防科技工业动员顺利实施进行的有效手段。如1947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国防工业储备法》,其后,为保障科技工业动员工作在平时能夯实基础,在战时能顺利实施,陆续出台了《国防生产法》《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战略》《国防合同管理手册》等多部法律和规范性政策文件,对科技工业动员的各项工作进行了细致的规范,使科技工业动员工作有章可循。因此,我国在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动员发展过程中,也应强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能力,发挥好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统筹推进军地相关领域法律法规立改废释,体系化推进各类政策衔接配套,在法治轨道上保障国防科技工业动员能力稳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