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作战环境的分析总是把我们陷入到纯粹的军事理论和空间分析理论当中，而忽略了地理空间研究的核心，即“人地关系”问题。“翻开人类社会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破坏、恶化人地关系和协调人地关系交错存在的生产斗争史，无论在哪一个历史阶段，都存在着违反自然规律，毁坏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事件，不管这些事态发生的动机如何，最终由于不合理利用和掠夺式经营而达到破坏自然，造成人与生存环境关系矛盾、恶化的恶性循环。”。因此，人类历史是伴随人类活动不断的演进的人地关系历史，而战争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则起到了通过利用和改造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达到改造和重组人地关系的作用。
其实，有关作战环境的人地关系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孙子兵法》中就有广泛论述，其中道、天、地、将、法五事中的“道、将、法”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天、地”讲的就是地理空间的客观性，是“人在回路”思想的一种外在体现。还有汉高祖刘邦占巴蜀之地一统天下；刘备借荆州三分天下；朱棣迁都北京治天下，等等，无不诠释着古人对人地关系的思考。当然古人并没有“人地关系”这个概念，也不是说某个地方一直都很重要，而是古人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人地关系现代意义的一种解读。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地关系”理论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现代地理学家就表明人地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人”与“地”相互作用的规模、类型、强度不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
回到现代战争事例中，当人们还停留在伊拉克会依托广袤的沙漠环境而取得战争胜利的美好幻想中时，谁曾想到战争却从空袭开始；当人们还在为南斯拉夫的顽强抵抗而感到钦佩时，谁又曾想到城市用水的中断却导致了人们的投降，而被喻为输在了“马桶上的战争”，这并没有否定军事活动与地理条件的关系，而是引发了大家对未来作战环境中人和地理空间关系问题的广泛思考。“战争的手段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因而，对地理条件的利用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2003年原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出版《战场环境研究》一书认为“作战活动与地理环境，是战场环境分析的基本矛盾，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人一地”关系在军事领域的体现。其中，作战活动是构成战场环境的核心，地理环境是构成战场环境系统的物质实体。”。未来战争所具有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和“三非（非线性、非对称、非接触）、三无（无形、无人、无声）”特点使得战争从过去的一隅之地争夺发现到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广的维度。
如此说来，作战环境中的人地关系是探讨人与人、人与环境、环境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理，如果作战活动已经延伸到更宏观或更微观的时空范围的话，作战环境中的人地关系将包括一切人类活动，需要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作战环境中的人地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著名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吴传钧就将系统观点引入到人地关系的概念中，并指出：“协调好人地关系是当前最迫切的全球问题”。显然，深化和发展特定地理空间下作战环境中的人地关系理论对于提升未来军事行动认识大有裨益，这里我们不防借鉴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社会地理和信息地理相关学科内容，结合前几章PMESII系统的思路，以地理实体的形式和军事视角进行尝试性探讨。
以政治思路为主线的作战环境人地关系问题，应当与地缘政治有所区分，并重点围绕国家综合国力、国家的空间特征和政治制度与政党展开。其中，国家的制度与政党分析以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和行政区划为主，结合军地党政机关结构、政策执行、法律体系为辅；综合国力则以领土、资源、人口、经济、流通、政府、军事力量、对外关系和科学技术展开评估，并结合巩固国防原则、军事技术研发机构，国防工业体系等，详细分析对应的实体，如国防类高校、军工企业和各类机构、关键人才等。国家的空间特征以领土的范围和历史、国家中心或核心区域、边疆与边界纠纷政策等。
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搞好经济发展中的人地关系协调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相反，如果准确地发现并把握目标经济体的软肋和不协调的供求关系，就可能达到瓦解敌方作战外线的效果。以经济思路为主线的作战环境人地关系问题，需要准确把握国家、地区和行政区划的产业链；资源、零件、设备、仪器进出口的宏观数据；跨国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关系；重点行业或企业对国家或地方经济贡献率、生产关系的弱点和生产资料的来源；股民心理与股市信息传播路线图;离岸公司与离岸账户动态等基本情况。
以军事思路为主线的作战环境人地关系问题，应当紧紧围绕战略方针、政策来展开。如：我国的力量部署必须建立在“积极性防御”战略的基础上，理解攻势防御和我国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就可以明白各军种力量部署在广袤的国土上如何去利用山川、河流、江海和湖泊，这样就不难理解各点位火力配系的关系。再比如，战区指挥链的配套建设问题必须围绕“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基本原则，那么结合地域特征，指挥机构、作战单元、作战平台的关系自然就了然于胸。
以社会思路为主线的作战环境人地关系问题，指挥员不仅要对军事行动关注区内各县市行政区划有较为准确的掌握，而且特别要关注各民族、支细的分布区划，便于在紧急情况下展开军民相关事宜的协调，因军事行动中可能会遇到军民纠纷或事件造成的道路阻滞；也便于战时民间资源征用。了解军事行动关注区内社区、乡村、城镇人员关系网络，人口的数量、结构、密度和分布，以及通过大型社交平台建立的社会虚拟网络关系，有利于分析掌握社会兵员潜力、信息流转与其地域分布，以及战时劳动力数量，了解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和人口流动速度等有助于了解所经地域经济活力指数，侧面可以得知社会稳定情况。指挥员要高度重视民族与宗教问题，要了解民族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特别是军事行动途经少数民族聚集地时要分外注意，部分民族支细、派系之间的矛盾问题有可能给军事行动造成十分混乱的局面等等；而一些长期被国外操控的”别动队（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所）”，以及邪教和分裂势力平时聚点，战时可能会分外活跃，迅速组织起敌对武装进行颠覆行动；所有的不稳定社会因素，会导致偷盗、赌博、强奸等犯罪活动猖獗，影响指挥员对作战区内局势的判断，这些因素虽然不会对军事行动造成直接影响，但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防范措施。以基础设施为主线的作战环境人地关系问题，需要掌握水源、交通系统、通信节点、电力生产和输电网络，管路系统、物流运输、化学及核设施分布及关系，了解城市区划、建筑布局、风格、结构和密度；掌握民用通信节点、民用雷达、高压架空线路、媒体电台和工业、科技、医学、电器设备等各种设备的辐射信号源；一些“民间基础设施”不仅对该作战行动有支撑作用，而且“关键基础设施”还有可能被敌方利用，作为牵制我方的筹码，甚至达到阻断我输送补给、降低输送效率的目的。如：医院、加油站、修理店、地下车库、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以及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功能快速恢复的公路段、交通执法交管所和可进行大型机械征用的租赁所等等，以及与这些基础设施相应的服务能力，这为作战行动提供间接的战斗力支撑，也是敌方破坏的重要目标。
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来自卫星、航空、地面，以及社会、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多源数据，接近全样本的记录了人类活动的全时空轨迹，使人与人、人与地、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构建“万物互联”的世界已经悄悄走近世界的中心，时空大数据信息情报已经成为人类监测、了解人类社会现实、历史、未来变化规律的基础，而军人首先作为“社会性的人”的本质属性，其职能使命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空前的丰富和拓展，军人对于极大丰富的作战环境也需要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作战环境地理空间视角下的人地关系迫切要求综合考虑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和全息地域分工部署，构建一个基地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多源数据融合、多要素、多尺度、多情景、多模块、多终端集成的时空耦合工具，将极大的提高指挥员和部队理解作战环境中人地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认识。
在未来作战环境中，人地关系已经成为复杂的网络体系，我们在进行作战环境分析时，往往会陷入纯粹的军事思维和军事语境中，而缺乏特定地理空间下人地关系广泛性系统性思考，这并不是作战环境的完整体现，也不是现代性的作战思维。我们需要通过对人地关系网络系统分析并遴选出打击的关键，再结合地理空间视角跳出这个困境。并且这种打击可以是军事或非军事手段，也可是长时期、大跨度、“温水煮青蛙”式的完成，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