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动员与军事战略有着紧密的联系，军事战略方针采取进攻型战略还是防御型战略，对国防动员的要求截然不同。美国虽然是开展国防动员与应急理论研究比较早的国家，但由于其奉行进攻型战略，所以国防动员与应急早先是有所区分的。9·11事件，使美国意识到自认为无懈可击的国土防御在“超限战”式的袭击中存在安全隐患，尔后国防力量与非军事功能的研究渐渐兴起，催生了美国关于“国土防御”概念的再思考，并最早提出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概念。美国学者认为：“危机”是“突发事件，或者是对美国，包括对其领土、公民、军事力量财产或者关键的国家利益等构成一种威胁性局势，这种局势的迅速发展会产生一种具有外交、经济或军事重要性的情境，需要考虑投入美国的军队或者其他资源以实现美国的国家目标。”，国防力量的非战争军事功能指导美国国防和应急体制不断变革，促使美国国防动员与应急动员一体化建设。
一、美国的应急动员美国的应急动员由法制、体制和机制三个层面。法制主要是以《国家安全法》、《全国紧急状态法》和《反恐怖主义法》为基础，以减灾防灾的相关基本法律为拓展，明确了灾害的定义、发现、预报、公告以及灾后的紧急救援的相关响应方式，对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救灾组织的责任、权限提出了明确要求。9·11事件后出台的《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提供了军地联合的必要法律保障。指挥体制则实行联邦政府、州和地方的三级反应体制，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是应急指挥的核心协调决策机构，负责从中央到地方统合调度政、军、警、消防、医疗、民间组织及市民，动员一切资源。相关机制则以《联邦紧急反应计划》为中心，以相关临时法为保障协调管理主体间关系。
二、美国的国防动员几场局部战争表明，信息化战争更需要战争动员支撑，动员关系战争活动的全局。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把“应急动员能力”视为美国称霸世界“六大优势”之一。并明确 “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必须具备对各种危机作出适时反应的动员能力”。把其独特的动员能力视为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重要工具，要求必须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统筹推进战争动员体系建设与发展。在组织机构方面，美国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动员区，实行联邦政府集中领导、政府各部门分散实施的策略，主要包括动员决策机构、动员协调机构和动员执行机构。其中，动员决策机构是国家平时战争动员准备和战时实施动员的统率机构。最高决策机构由总统和国防部长组成，也可由其副职或指定的代表组成。动员协调机构则由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任主席，13个部（署）、7个局、委和参谋长联席会等相关机构的人员为成员。动员执行机构则由联邦政府（包括政府各部、署、局）下设的相关职能机构组成，负责制定与本部门本行业职能相一致的动员计划，并互派联络员进行协作与联络。在法规体系保障方面，主要包括《总动员法》、《国家紧急状态法》、《战争授权法》、《国防安全法》和《国防生产法》等。在动员计划方面，区分平时、战时、危机时三种状态，制定《国防部动员总计划》，并制定《战时军队动员计划》、《民防动员计划》、《能源准备计划》、《战时经济动员计划》等一系列专项动员计划，以保障国防动员的顺利实施。
三、美国国防动员的理论借鉴之一国防动员能力集中反应了国家应对战争、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的能力和水平，而衡量国防动员能力的标准主要包括：平战转换能力、快速动员能力、持续保障能力和综合防护能力。在动员机构的合理规划下，在动员法规的有力保障下，在动员计划的科学制定下，美国重视动员各方力量，针对不同领域和不同的动员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手段，统筹协调多种资源助力战争。
一是借助政治动员服务战争。政治动员是国防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动员贯穿国防动员的全过程。纵览美国战争史，利用政治动员服务打赢战争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军队内部，美军建立了宣传教育的机构和牧师局。平时用以培养军人勇敢精神，战争用于鼓舞士气。在舆论引导方面，美军不仅把心理战提升到战略层次，而且逾越了军事领域，进入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宗教等领域，成为全方位的战略行动，并且突破了战时平时的界限，成为全时空的战略行动。美国成立有“全球传播办公室”，以及用以保证的《战略传播法案》和国家战略传播系统，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利用大众传播技术进行战略传播。不仅如此，美国依靠加强媒体管控、增强传播力和舆论造势等活动想方设法获取民众支持。舆论动员早已成为美军发动战争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为了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维系其“世界霸权”，美国在全球各大战区设有用于传播的电视频道和地下电台，并且重视寻求同盟国家支持和拉拢国际社会来壮大已方力量。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俄乌战争中，美国频频采取宣传游说、价值观推介、利益诱导等策略，得到了众多国内支持、国际声援和财资援助。
二是建立战储预置保障战争。战争具有的突发性和不可控性提升了战略储备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战备能力将直接反应一个国家的快反能力，也是孙子兵法“慎重首战”的应有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美国严重短缺的战略物资问题迫使美国认识到战储预置的重要性。为此，美军受全球战略的影响，不仅在时间上与世界各地有合作关系的武器生产商建立了“定单前置”的相关约定，而且在空间上建立了遍布世界各地的作战物资预储预置体系，在部分西欧国家和韩国、日本、夏威夷、迪加戈西亚等地建有战争物资储存基地。此外，美国还在本土修建战争物资储备仓库作为补充。海湾战争爆发前， 美军在距离战场最近的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军事基地预储了可供三个旅一个月使用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保证了"沙漠盾牌"行动得以顺利进行。再如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就动员了英、法、日、德、意等10多个国家相关承包商，提前将10000套伪装网系统、500多台工程机械设备、6000亿桶原油和600亿美元运用于国防动员中，为伊拉克战争的开打做足了战略准备。
三是运用科信力量支援战争。美军认为：以消耗为最终成功的衡量标准已经过时，需要重视通过一组精心计划的综合行动而取得效果的方法。即通过将“有关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DIME）的信息组织起来，进行作战网络评估，以对抗对手的战争潜力，所谓的战争潜力，就是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信息（PMESII）系统”，这一概念旨在确保迅速解决冲突，方法是运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对付使其能够发动战争的所有敌对国家系统。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后，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粗放式动员造成巨大浪费的事实使得美国开始探索精确化动员模式。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对动员活动实施了精确控制。并在其后的几次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科技力量在国防动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广泛应用了电子技术、激光、人工智能、精确制导等技术，大大提升了战斗力。同时，以科学技术密集型取代人力密集型动员，使前线作战人员数量大大减少，后方的专业技术保障人员大幅增加，为我们开展现代国防动员提供了应有的借鉴和启示。
四、美国国防动员的理论借鉴之二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军事存在经历了“前沿部署”、“前沿存在”和“前沿威胁”三个阶段，强调保持应对低强度危机，将关键地区威慑态势转化为作战态势，通过塑造作战环境来影响整个战略环境。加之，经济全球化、市场化进程飞速发展，构建与军事战略相适应的国防动员体系成为迫切需要的问题。因此，“国防动员能力前置”成为美军适应现代战争节奏的有力驱动，同时，美国国防动员也逐步具备了更加高效的快反能力，这不仅体现的是国家战争潜力转化为战争实力的效率，也体现了国防动员适应现代作战和后勤保障，以及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的能力。具体表现为：
一是动员力量多元化。美国认为可用于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科学技术、联盟伙伴是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果不有计划的组织动员，将影响这些力量转化为战争的效率。在人力资源转化方面，美国奉行法律先行、宣传鼓动、招募培训和后备转化的途径加以实现；物力资源转化方面，美军把有政府背景的承包商作为一支可随时动员使用的后备力量，在不断完善法律的基础上，各军兵种长期与承包商保持固定的合作关系，并建立有本土和海外的物资储存站，采取合理性布置承包商保障点和高效投送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所需物力就近高效补给；财力资源转化方面区分财政动员和金融动员，用于筹措资金和对金融资本进行政策性管控；科学技术动员方面，动员的对象也变得更趋平民化。一方面，由于对军事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已主要由民用市场所推动。另一方面，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又扩大了国防动员的基础。联盟伙伴动员主要通过构建稳固的联盟体系、运用国际组织和扩展伙伴关系的方式来实现。
二是动员指挥网络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与发展，以及科学技术对战斗力生成的高附加值，实现了各级国防动员机构在军队作战、后勤保障和国防动员等方面的实时信息共享，使得拥有科学技术优势的美国更易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也为国防动员能力前置提供了先决条件。美国依托信息技术平台，除建立了较为完善的C'ISR作战指挥系统、全资产可视性系统、计算机模拟仿真系统、全球物流配送系统等之外，还建立有国防部危机处理系统、联邦资源评估系统和自动空运装载计划系统，可随时提供动员决策的必要情报，能够对每年可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作出科学评估，并在短时间内提供空运装载计划和标准装载能力，等等。这些系统将动员主体、动员对象、保障对象联结为一体，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连接、综合集成的一体化动员网络体系，及时了解战争中复杂多变的军事需求和动员资源的变化情况，从而克服了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和时空限制，实现了军事与经济、人力与物力、军队与政府、前方与后方、保障基地与作战平台，以及各动员保障机构之间能实时信息共享与交换，极大地提高了国防动员的指挥决策效能。
三是动员机制灵活化。二战后，美国就提出把后备役部队的准备提高到立即投送到任何战区的水平，注重强化后备役部队与现役部队的一体化建设；重视逐级动员和根据危机情况作出灵活反应，并根据动员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将动员行动划分为若干个等级；在各等级动员中，强调政府和军队各部门的密切协调，注重战备物资储备，提高军品生产能力；总是将其最尖端的技术首先运用于军事，动员民用公司参与武器装备的研制开发和储备。目前，负责美国国防动员的机构是"紧急动员准备委员会"和"联邦紧急动员管理署"。联邦紧急动员管理署总部设在华盛顿，当总统宣布紧急行动决定时，管理署通过军事支援主任通知国防部，要求国防部配置相关官员来协调有关动员活动。军队内部则通过国防部"动员与部署指导组"制定动员决策，并通过参联会和各军种部制定联合动员计划和军种动员计划，搞好与政府各部、地方各州和各类动员对象之间的衔接协调。国防部还可以直接与相关企业签订军事订货合同，组织紧急军事采购等。
四是动员保障合同化。与美军保持长期合作的兼营军品生产的私营承包商约有3万多家，备用厂116万余家。为了保证动员能力前置，美军对承包商有严格的要求。合同保障分为系统保障、战区外保障和战区保障三类。指挥人员和制定计划人员必须清楚对合同系统的要求或需要提前确认的能力，以便所有为战区提供保障的承包商能与部队和部署数据统一，实现及时部署。首先，系统保障承包商在整个军事行动中，与军队项目经理或军事服务后勤指挥官事先签订的合同，对作战部队提供全寿命系统（包括零部件和维护服务）保障。其次，战区外保障承包商通过预先拟定合同或任务中订制的方式，按照战区外保障司令部的指挥和采购部门授权签署的合同对作战部队提供保障。再次，战区保障承包商还可根据任务范围拟定的合同或通过东道主国和地方公司预先拟定的合同，从当地的商贩基地提供物资、服务和辅助性建筑，以满足指挥官的短期需要。
综上，现代化战争不仅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边界变得日趋模糊，军事设施与非军事设施、军事设备与非军事设备、军品和民用产品、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的边界也模糊。国防动员的多样性、灵活性、前瞻性是国防动员能力前置的前提，是在动员需求、动员转化和动员供给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机理和功能，国防动员机制是否灵活高效，都将会直接影响到国防动员的综合能力，乃至会影响战争的全局。